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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萬億GDP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 上海、北京、深圳、廣州、蘇州超6萬

什麼類型的城市，居民擁有更高的收入和獲得感？

21世紀經濟研究院 研究員 王帆

居民收入的增長，是夯實民生福祉的最根本支點。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提出，「十四五」時期，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基本同步，分配結構明顯改善。到二〇三五年，經濟總量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將再邁上新的大台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

數據顯示，2016年至2019年，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6.5%；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由2010年的1億多人增加到2019年的4億多人。

展望「十四五」，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如果居民收入持續提高，尤其是中低收入階層收入持續提高，擴大消費，中國市場也將持續擴大，這是形成國內大循環的基礎。

21世紀經濟研究院梳理了2019年萬億GDP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情況。作為全國經濟實力最強的城市，它們擁有大量中等收入群體，這些城市居民的收入構成情況有何特點？什麼類型的城市，居民擁有更高的收入和獲得感？

由於成都和長沙僅分別披露了城鎮和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未知其全體居民的收入情況，故未納入統計，廣州則根據城鎮和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城鎮化率進行了計算，得到全體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60152元，與統計部門的數據或有一定偏差。

最終的15座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序為：上海、北京、深圳、廣州、蘇州、杭州、南京、寧波、無錫、佛山、武漢、青島、天津、鄭州和重慶。

萬億GDP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懸殊

如果以6萬、5萬以及5萬以下分別作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分界點，上述15個城市可以分為三個梯隊。

位列第一梯隊的城市為上海、北京、深圳、廣州和蘇州，201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均超過了6萬元，其中上海距離7萬元僅差臨門一腳，這一排序也基本與它們各自的GDP排名相對比較吻合。

第二梯隊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5萬元至6萬元之間，分別為杭州、南京、寧波、無錫和佛山，杭州離6萬元門檻也僅剩數百元的差距。

第三梯隊的城市分別為武漢、青島、天津、鄭州和重慶。5個城市相互之間存在較大差距，鄭州和重慶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在4萬元和3萬元以下。

除了第一梯隊外，其他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與GDP排名大多出現了一定的偏差。譬如，長三角城市以及珠三角的佛山，人均可支配收入普遍好於其GDP表現，兩大城市群佔據了前十中的大部分席位；而2019年GDP十強之城的重慶、武漢和天津，卻在收入排名中名次滑落，尤其是重慶，在15座城市中「墊底」，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約相當於南京的一半，並且也低於全國同期30733元的水平。

為何不同的城市之間會出現這樣的偏離？

從數據指標來看，人均GDP與人均可支配收入往往存在更為密切的關聯。前者反映的是一個地區的產出創造水平，後者則衡量的是居民財富收入。一般而言，人均GDP越高，意味著產業附加值越高，相對應的，從事這些產業的人員收入水平也會更高。

上述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在前十的城市中，除了佛山，其他9城的人均GDP均超過了2萬美元，按照國際標準，已經跨過了初等發達經濟體的門檻。青島、天津、鄭州和重慶的人均GDP低於2萬美元，其中重慶僅剛超過1萬美元，與第一名深圳約有2.7倍的差距。

2019年，重慶三次產業結構比為6.6:40.2:53.2，城鎮化率為66.8%，作為擁有超3000萬常住人口的大城市，重慶仍有大量人口不在城區就業，並且第三產業比重低於全國同期水平。要提高居民收入，重慶至少可以朝著提升城鎮化率以及優化產業結構兩個方向努力。

增加居民收入的啟示

從上述人均GDP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關係來看，城市通過產業升級，創造大量新的、優質的就業崗位，從而提高居民收入，形成吸引人才、增加稅收、進一步支撐和促進產業升級的良性循環。

產業結構之外，還有哪些主要因素在影響居民收入？

按照來源來分，可支配收入分為工資性收入、經營凈收入、財產凈收入、轉移凈收入四大項。一般人往往最容易注意到工資性收入，但事實上，一些工資並不高的城市卻在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中實現了逆襲。

以北京和寧波作為對比，2019年，兩地的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分別為41214元和33840元，北京高出約7400元；人均經營凈收入分別為1201元和10559元，寧波反過來反超北京約9400元。

行銷軟體 寧波的產業結構或許不如北京高大上，但作為民營經濟發達之地，寧波大量的中小企業主、個體工商戶獲得了較高的經營性收入。這也給了提升居民收入一個政策啟示，營造良好的大眾創業營商環境，藏富於民，居民收入提高，帶動消費，又將為經濟發展提供持續的動力。

此外，城鄉差距也是影響居民整體收入的一大因素。2019年，全國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為2.64，這對比2013年的2.81有所下降，但這也意味著，農村居民收入仍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

以杭州和寧波為例，2019年，其城鄉居民收入比分別為1.82和1.77，這很大程度得益於浙江省縣域經濟、鄉鎮經濟較為發達，農村居民也能夠獲得較高收入。

關於農業農村問題，《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單列專章部署安排，強調優先發展農業農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

從收入的角度來看，一個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在工資性收入、經營凈收入、財產凈收入、轉移凈收入四大類別中，農村居民的財產凈收入往往大幅低於城鎮居民。財產凈收入中一個常見的案例是房租收入。

11月11日，農業農村部部長韓長賦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0年年會上表示，農村有廣大的市場、廣闊的投資空間，6億農村常住居民消費上來了，可以成為後疫情時代經濟恢復增長的強大推進器。中國將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總方針，持續深化農村改革，完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盤活用好農村資源要素，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

增收入與擴內需

在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消費已經連續6年成為第一拉動力，2019年，中國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58%，這奠定了國內大循環的良好基礎。

11月12日，商務部副部長錢克明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指出，新發展格局的提出順應了經濟發展規律的客觀要求，大國經濟的優勢就是內部可循環，從美國、英國、日本、德國等主要大國經驗看，實現經濟騰飛以後內需在經濟增長中的地位不斷提升，消費貢獻率普遍也從50%、60%提升到80%、90%。

按照這一標準，中國的消費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擴大消費的最大動力是居民收入的增加。然而，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從全國的情況來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卻有下滑的趨勢，2015年的這一比重為72.5%，2019年則降至70.1%，逐年下降。

從上述15個萬億GDP城市的情況來看，2019年人均消費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普遍低於全國水平，僅有天津和重慶例外（廣州、鄭州數據缺失）。

今年因為疫情的緣故，居民消費受到較大衝擊，前三季度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實際下降6.6%，而同期人均可支配收入實現了0.6%的正增長，這導致前三季度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僅為62.8%，對比2019年的水平下滑了7.3個百分點。

在國家統計局的口徑中，購買商品房屬於投資範疇而非消費範疇，故而人均消費支出中並不包含購房、償還房貸。但對於諸多城市市民而言，這兩項是家庭的大宗支出項目，尤其是在萬億GDP城市中，不乏高房價之城，高昂的首付支出以及長期負債將很大可能擠壓了其他消費。

從擴內需的角度來考慮，一方面，既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這包括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另一方面，又要通過減輕高房價壓力等措施，切實提高居民的消費率。

（作者：王帆 編輯：耿雁冰）